意料之外很長的年假。讓我有很多時間看之前想看卻沒時間看的書，也有一些是本來已經安排好，卻沒有照進度趕上的書。最出乎意料的是，居然連寫部落格的時間都多出來了，真的是只好樂觀的說， 塞翁失馬，焉知非福。
年假第一本正式完讀的，是吳明益的《複眼人》。其實過年前就已經接續著《天橋上的魔術師》之後在讀了，經歷一段現實中的波波折折，拾起小說再看，感受又不同了。《複眼人》完讀後，又緊接著看了奧罕‧帕慕克的《純真博物館》。我很喜歡一面看著小說，一面思考自己的人生，我自己認為，小說在這個層面上起著相當重要的功能，因為小說裡的人物，有著創作者為他們形塑的不同時空背景，然而通常遭遇到的人生困境，卻是我們平常人通常也遭遇的問題核心，並且通常是無解的。於是在閱讀小說中，經歷故事主人翁的人生苦難、困境、理想、現實與折磨中，我們一面反省著自己的人生，並且在其中找到一些慰藉，知道雖然我們在面對生命無解的疑問時感到無盡的孤獨，然而世界上孤獨者眾，所以其實我們絕對那麼孤獨，卻又其實並不孤獨。
現在正在看川本三郎《我愛過的那個時代》。最近很巧，與學運世代非常有緣。日前看一本法國小說《難分離》，雖然重點不在描述法國學運青年，但剛好故事的主人翁夫妻，就是學運世代成長起來，現在作為社會中產階級知識份子的代表，也就是從憤青轉型成BoBo族的典範，我對作者描述他們這一世代的朋友們，現在的生活樣貌感到饒富興味，比如說他們看什麼樣電影、批評什麼文化現象、抗拒著成為那種青年時代厭惡的對象，又在生活中不真的那麼左派好像自然而然地妥協了什麼。這些篇幅不是小說的重點，只是結構背景的細節，可是我認為這是這本小說寫得最吸引人的片段，或許是我自己個人喜好吧。《我愛過的那個時代》則完全是川本三郎個人對於六0年代，25剛從東大法律系畢業，因為夢想當一名深入戰地的記者，甚至當了一年的浪人，後來真的考上記者後，面對當時如火如荼的全共鬥學運，他身為菜鳥記者，面臨令他熱血沸騰的場面，卻只能站在一旁旁觀的痛苦。
幾年前，在阿蹦老師日本前衛劇場的課堂上，看過關於日本六0年代學運的紀錄片，幾年過去了，對於課堂上看到的紀錄片仍然印象深刻。《我愛過的那個時代》第一章「看了《沒有陽光》那天」中，川本如何回顧他心中對「那個時代」的「溫柔」的理解與詮釋，即使那個時代到了最後，發生了許多負面與暴力的殘酷事件，但岸本說，「即使接連發生了這麼多負面的事，我還是願意相信那時候的理念，不只是願意相信，甚至是想肯定那超越理念之上的理念的心情，還一直錯綜地糾纏著。而且時代變得愈開明(不過真的開明了嗎？)我內心想救出「那個時代」的心情愈強烈，但就算想救出也不知道有什麼方法。」對於所有不義的事氣憤填膺的溫柔，是否與那個時代一同被埋葬了？在台灣這個島上，除了被政治口水戰拿來作為攻擊證據的不義之外，其他的不義幾乎被邊緣化到沒有人在乎的地步。或許我從始至終就是太過天真與浪漫，雖然說政治與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，但是在台灣這種政治狂熱與激化的環境裡，我認為還有很多生活中我們應該知道的、應該行動的事情，被大量的政治口水擠壓掉了。在當教育與藝文版編輯的這幾個月裡，我很慶幸有《立報》這個新聞源，我很佩服《立報》的記者，真的有關懷人與土地的「溫柔」，提出數據挖掘真相的毅力及努力，因而我時常將立報的新聞提在教育版，即使內容可能與學校、考試等狹義的「教育」無關，但對我來說，這些報導的內容才能稱得上是台灣人民真正需要的廣義的「教育」。
另外，在大選前兩日，藝文版上出現幾篇關於選舉的藝文新聞是我被指定寫的，說實話，我不想寫，我也不認為這些應該要寫，那些文章一寫出來，讓人又覺得藝術就是在為政治服務，尤其在大選前一刻，大家情緒被激化到頂點的時候，我本來希望藝文版可以單純一點、乾淨一點，寫文化明星助選員要幹什麼？真正的文化人，我想心中已有定見，這樣的文章無論是出現在藝文版或政治版，我都覺得是垃圾。選舉廣告文化符碼大分析?把文化藝術拿來為選舉或政治做包裝，我真的沒有什麼好感，要我寫這個我可以寫，但是我不願意，文化與生活與政治息息相關，但我不覺得應該從這個角度切入。
年假第一本正式完讀的，是吳明益的《複眼人》。其實過年前就已經接續著《天橋上的魔術師》之後在讀了，經歷一段現實中的波波折折，拾起小說再看，感受又不同了。《複眼人》完讀後，又緊接著看了奧罕‧帕慕克的《純真博物館》。我很喜歡一面看著小說，一面思考自己的人生，我自己認為，小說在這個層面上起著相當重要的功能，因為小說裡的人物，有著創作者為他們形塑的不同時空背景，然而通常遭遇到的人生困境，卻是我們平常人通常也遭遇的問題核心，並且通常是無解的。於是在閱讀小說中，經歷故事主人翁的人生苦難、困境、理想、現實與折磨中，我們一面反省著自己的人生，並且在其中找到一些慰藉，知道雖然我們在面對生命無解的疑問時感到無盡的孤獨，然而世界上孤獨者眾，所以其實我們絕對那麼孤獨，卻又其實並不孤獨。
現在正在看川本三郎《我愛過的那個時代》。最近很巧，與學運世代非常有緣。日前看一本法國小說《難分離》，雖然重點不在描述法國學運青年，但剛好故事的主人翁夫妻，就是學運世代成長起來，現在作為社會中產階級知識份子的代表，也就是從憤青轉型成BoBo族的典範，我對作者描述他們這一世代的朋友們，現在的生活樣貌感到饒富興味，比如說他們看什麼樣電影、批評什麼文化現象、抗拒著成為那種青年時代厭惡的對象，又在生活中不真的那麼左派好像自然而然地妥協了什麼。這些篇幅不是小說的重點，只是結構背景的細節，可是我認為這是這本小說寫得最吸引人的片段，或許是我自己個人喜好吧。《我愛過的那個時代》則完全是川本三郎個人對於六0年代，25剛從東大法律系畢業，因為夢想當一名深入戰地的記者，甚至當了一年的浪人，後來真的考上記者後，面對當時如火如荼的全共鬥學運，他身為菜鳥記者，面臨令他熱血沸騰的場面，卻只能站在一旁旁觀的痛苦。
幾年前，在阿蹦老師日本前衛劇場的課堂上，看過關於日本六0年代學運的紀錄片，幾年過去了，對於課堂上看到的紀錄片仍然印象深刻。《我愛過的那個時代》第一章「看了《沒有陽光》那天」中，川本如何回顧他心中對「那個時代」的「溫柔」的理解與詮釋，即使那個時代到了最後，發生了許多負面與暴力的殘酷事件，但岸本說，「即使接連發生了這麼多負面的事，我還是願意相信那時候的理念，不只是願意相信，甚至是想肯定那超越理念之上的理念的心情，還一直錯綜地糾纏著。而且時代變得愈開明(不過真的開明了嗎？)我內心想救出「那個時代」的心情愈強烈，但就算想救出也不知道有什麼方法。」對於所有不義的事氣憤填膺的溫柔，是否與那個時代一同被埋葬了？在台灣這個島上，除了被政治口水戰拿來作為攻擊證據的不義之外，其他的不義幾乎被邊緣化到沒有人在乎的地步。或許我從始至終就是太過天真與浪漫，雖然說政治與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，但是在台灣這種政治狂熱與激化的環境裡，我認為還有很多生活中我們應該知道的、應該行動的事情，被大量的政治口水擠壓掉了。在當教育與藝文版編輯的這幾個月裡，我很慶幸有《立報》這個新聞源，我很佩服《立報》的記者，真的有關懷人與土地的「溫柔」，提出數據挖掘真相的毅力及努力，因而我時常將立報的新聞提在教育版，即使內容可能與學校、考試等狹義的「教育」無關，但對我來說，這些報導的內容才能稱得上是台灣人民真正需要的廣義的「教育」。
另外，在大選前兩日，藝文版上出現幾篇關於選舉的藝文新聞是我被指定寫的，說實話，我不想寫，我也不認為這些應該要寫，那些文章一寫出來，讓人又覺得藝術就是在為政治服務，尤其在大選前一刻，大家情緒被激化到頂點的時候，我本來希望藝文版可以單純一點、乾淨一點，寫文化明星助選員要幹什麼？真正的文化人，我想心中已有定見，這樣的文章無論是出現在藝文版或政治版，我都覺得是垃圾。選舉廣告文化符碼大分析?把文化藝術拿來為選舉或政治做包裝，我真的沒有什麼好感，要我寫這個我可以寫，但是我不願意，文化與生活與政治息息相關，但我不覺得應該從這個角度切入。
